今日的垮掉的一代：我们是否过于平静而无法迎来新的先锋？

垮掉的一代的启示精神至今仍在当代艺术中回响——然而，我们对“和谐”的执着，或许正让下一个先锋运动无声无息地消逝。

 

20 世纪 40 年代末的纽约，是一个创作蜕变为启示的时代转折点。垮掉的一代（The Beat Generation） 延续了这一冲动——让诗歌化为节奏，让绘画化为动作，让生活化为一种狂喜的体验。他们对真实的不安探索，造就了一种既精神又美学的先锋姿态。

 

但当这种不安消退，会发生什么？

我们如今身处一个数字化的平静时代：追求完美的审美、精心策划的日常、被算法过滤的情感。我们赞美平衡，却畏惧混乱。难道我们已过于安逸，无法重新召唤那种狂热的创造力？

 

这正是 Alessandro Castiglioni 在 Istituto Marangoni 米兰校区 为 Fashion Graduate Italia 2025 项目所举办的数字讲座《Sounds Like a Beat》中所唤起的氛围。

 

什么是“垮掉的一代”？——历史与文化影响

 

许多人认为，垮掉的一代的起源可追溯至哥伦比亚大学。杰克·凯鲁亚克（Jack Kerouac）、艾伦·金斯堡（Allen Ginsberg）、卢西恩·卡尔（Lucien Carr） 与 哈尔·蔡斯（Hal Chase） 在那里结识，他们共同渴望突破学术传统，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愿景。这个非正式的圈子很快扩展，吸引了包括 威廉·伯罗斯（William Burroughs）、艾迪·帕克（Edie Parker） 等关键人物——他们都怀着相同的躁动，去探索超越常规的生活可能。

 

诗人、画家与爵士乐手们不仅在创作新的形式，更在创造新的存在状态。

垮掉的一代倡导对社会规范的反叛、对个人风格的极致追求、对东方精神的迷恋，以及对物质主义的拒绝——他们以真诚与强烈的方式，努力描绘人类存在的真实状态。

 

杰克·凯鲁亚克：垮掉的一代的核心人物

 

“Beat”一词最早由 杰克·凯鲁亚克（Jack Kerouac） 于 1948 年在与 赫伯特·亨克（Herbert Huncke） 的一次谈话中提出，原意带有“疲惫、失望”的意味。然而，凯鲁亚克随后赋予了它更深层的精神意涵，将其与“beatific（至福、启示状态）”联系起来，象征一种被祝福的、意识升华的存在状态。

 

受爵士乐节奏的启发，尤其是 查理·帕克（Charlie Parker） 的 bebop 风格，垮掉的一代将艺术、诗歌与散文转化为一种充满呼吸感与节奏感的生命体验。

 

这一文化运动的影响也因 约翰·克莱伦·霍姆斯（John Clellon Holmes） 而进一步扩大——他在《纽约时报》发表的文章《This Is the Beat Generation》为这一正在重塑战后美国社会的文化变革赋予了公众定义与名称。

 

到 20 世纪 50 年代初，这股能量开始跨越大西洋，以多样而实验性的形式影响着欧洲的新兴创作者们。

 

 

爵士传奇查理·帕克——Bebop 风格的支柱之一，也是垮掉的一代艺术家的重要灵感源泉

 

垮掉的一代是最后的真正先锋派吗？

Alessandro Castiglioni 提出，垮掉的一代可被视为一种新的先锋派——在战争结束后，欧洲的先锋艺术精神穿越大西洋而来，带来了超现实主义（Surrealism）与达达主义（Dada）的遗产。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，一代新的创作者出现了，他们试图将艺术与生活彻底融合，直至两者难以区分。

 

换句话说，垮掉的一代继承了早期先锋派的精神，但更为内省、更具创伤感，也更为狂喜。他们的革命不是视觉层面的，而是精神层面的；不是通过宣言表达，而是通过“启示”实践。

 

杰克·凯鲁亚克论艺术与生活：“我们被称为垮掉的一代，因为我们拥有幻象。”

“我们被称为垮掉的一代，因为我们拥有幻象（visions）。”——杰克·凯鲁亚克这样定义“Beat”，将“边缘”这一概念转化为一种神秘的精神位置。这并不仅仅关乎节奏或疲惫，而是关于“启示”的力量。

 

在 Castiglioni 的解读中，这是先锋精神在新语境下的重生。垮掉的一代不再追求几何抽象或机械冲击，而是实践一种“内在的激进主义”。他们的艺术不以挑衅为目的，而是为了消融创作与存在之间的界限。

 

波洛克（Jackson Pollock）、帕克（Charlie Parker）与凯鲁亚克（Jack Kerouac）构成了自由表达的“三位一体”。三人虽身处不同媒介，却共享同一个理念：“动作本身可以成为一种意识状态。”波洛克的滴画、帕克的即兴演奏、凯鲁亚克的“卷轴式写作”（scroll-writing）都源自同一种冲动——让节奏取代控制。曾被超现实主义者提出的“自动书写”（automatic writing）在垮掉的一代中获得了新的意义：那是一种精神的出神状态。创作，意味着放下控制，让自我成为无形能量的传导体。

 

 

垮掉派诗人及友人在康奈利亚街24号聚会，定格了1959年纽约地下文化的精神瞬间

启示的声音：爵士与诗如何塑造垮掉的一代

1959年，杰克·凯鲁亚克（Jack Kerouac）与钢琴家史蒂夫·艾伦（Steve Allen）共同录制了《Poetry for the Beat Generation（献给垮掉的一代的诗）》。他以一句极具象征性的开场白开始：“Charlie Parker looked like Buddha（查理·帕克看起来就像佛陀）。”
这首诗既是挽歌，又是一种召唤。帕克在其中化身为一位“爵士圣人”，他的音乐如祈祷般回荡。凯鲁亚克反复吟诵着“All is well（万事皆安）”，声音在信仰与疲惫之间摇摆。

这场表演展现了语言不仅是结构，更是节奏。Castiglioni 将这种特质称为“语言的音乐性”——意义在节奏中溶解，诗成为一种声音的冥想。

 

同样的精神也影响了罗伯特·弗兰克（Robert Frank）的实验电影《Pull My Daisy（拔我这朵雏菊）》，由凯鲁亚克即兴旁白。在观看影像的过程中，他实时叙述，将影片化为一次集体意识的实验。这延续了先锋艺术打破学科边界的传统，同时也标志着一种向真实与即时性的转向。

 

鲍勃·迪伦（Bob Dylan）后来将这种“启示性的冲动”带入了大众文化。在《Visions of Johanna》中，他的歌声穿越启示后的寂静与绝望：“These visions of Johanna have now taken my place（这些关于乔安娜的幻象，已取代了我自己）。”这首歌让垮掉的一代与更广义的现代精神性相连——在那里，启示与失败在同一口气中共存。

 

垮掉派的遗产延续：从60年代到珍妮·霍尔泽与南·戈尔丁

垮掉的一代的遗产并未在20世纪60年代消失。到了80年代，珍妮·霍尔泽（Jenny Holzer） 将她的 LED 格言投射在时代广场的巨型屏幕上。那句著名的“Protect Me From What I Want（保护我免于我所渴望的）”像一段世俗的祈祷，打断了广告信息的喧嚣。Castiglioni 将霍尔泽的创作为“垮掉派伦理的延续”——她让语言重新成为启示的载体，以此对抗大众传播的麻木化。

 

同样，南·戈尔丁（Nan Goldin） 的摄影也延续了这种精神强度。她的作品《性依赖的叙事曲（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, 1981–2022）》——记录了从20世纪70至80年代至今，在普罗温斯敦、纽约、柏林与伦敦的真实生活——目前正在米兰的 Pirelli HangarBicocca 展出，展览题为《This Will Not End Well（这不会有好结局）》。这部作品远非简单的纪录，而是一种仪式。每一张影像都捕捉着“生命流动的凝结瞬间”，正如 Castiglioni 所言。戈尔丁的镜头将亲密转化为神话，使脆弱与神圣在画面中共生——将生活的瞬间化为永恒的启示。

 

珍妮·霍尔泽，《保护我免于得到我想要的东西》（选自《生存》系列，1983–85）

 

当代的垮掉派：我们是否太平静而无法再点燃新的先锋？

 

如今，那种“启示性的冲动”仅以碎片的形式幸存。曾经的先锋派追求的是启示，而我们现在追求的往往是连贯与和谐。社交媒体的审美奖励秩序，而非扰动。

然而，创造的起点依然如昔——始于不安，源于焦虑，来自那种拒绝被安抚的心。

 

今天的“垮掉”，并非破碎，而是一种敞开。它意味着让过去的幽灵开口，让被忽视的事物显现，并在美与不安的张力中创造。

 

现代创造力的根基，从来不在于技巧。它的本质——过去如此，如今亦然——在于启示。

 

Edoardo Passacantando
Editor, Milano